篆隶史上的里程碑人物,三名工程

  李刚田

论邓石如的篆书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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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出生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后因避讳而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等,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杰出的书法家,清碑学巨擘,他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篆、隶、楷书及篆刻上,邓石如书法对清碑学运动的发展、对清中后期以来书家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邓石如篆书、隶书的艺术特色。

作者 :周洋 杨惠荃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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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泠印社副社长

篆书参入隶意

王友谊作品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邓石如篆书特色之一是注入隶书写法、笔意,这大致体现在三点:一是某些笔画、如长横本身就内含隶笔形象;二是行笔中的某些环节、部位以隶法过渡或替代篆法;三是写篆过程以中锋为主,但不乏侧锋行笔,与隶书行笔比较近似。

近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与古为新’·篆书平谷论坛暨全国篆书名家邀请展”在北京市平谷区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平谷,就篆书的源流、发展中的局限、审美与艺术探索等方面展开讨论。此次“篆书平谷论坛暨全国篆书名家邀请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与中共北京市平谷区委员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与古为新”为主题,旨在以前人之鉴,创后人之新,进一步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书法文化。

  采访时间:2013年6月8日上午

关于第一点的实例在邓石如篆书作品中随处可见,集中于长横画,比如《龙虎之山篆书册》中的“之、芷、而、灵、下”等字,它们显然更像隶书横笔写法,起笔顿按而微下坠,右部的收笔加重且略含上扬之势,整个横画隐含一波三折之态。

在书法五体当中,篆书的起源最早。其萌生于文字的初创时期,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升华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欣赏价值的一种书体形式。篆书除了书法本源的特质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蕴含着丰富浑厚的美感情趣。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由幼时的稚拙到中期的丰美,演绎至最后的纯一,篆书以其特有的线条、结构和章法,在古朴与俊秀这两种对应的美感演绎中,谱写了中国书法史辉煌的第一页,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书法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采访地点:北京李刚田工作室

关于第二点,是指点画连接、转折部位或其他部位含有笔锋转换、提按等动作。而在这之前的规范篆法中较少使用,这类技法属隶、楷技法,邓石如在他的篆书中加以广泛运用,其篆书风格因之和以前大不相同。

追溯篆书的源流,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时代都是继承了前代篆书的样貌风格而有所变异,形成了自己时代和地域性的特色。大多数时代及其代表作者重新发现了以往篆书的艺术价值、艺术特色、艺术规律,形成了各自变异后的书写刻制样式。书法家赵山亭表示,历代有代表性的篆书作者大都发现和强调了书写性变异,重视结体和用笔的变化,重视篆书书写的抒情性。在继承中变异,在率性中求变,可以为篆书的通融增添新的样式和生机。单一的规范书写或完全个性化的自由书写,都不利于篆书样貌风格的继承、发展、丰富与繁荣。难以承前启后,难以裨益后人。

  记 者:您在这次“三名工程”书法创作中拿出的是篆书作品,请您就创作理念、形式表现与风格塑造等方面谈谈篆书创作。

关于第三点,在小篆书写中引入侧锋笔法,是具有相当胆识和巨大影响力的尝试,为篆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别样情致。

的确,任何一门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都需要遵循一个法度,这其中就离不开对古与新关系的正确把握。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继认为,“古”即法度、理性,“新”即个性、感性,在继承阶段,我们要学习与古为今,对古法定向选择、深刻把握、广涉博取并永久关注;到了发展阶段,就要灵活运用古法,要顺应时代,同时注意个性的升华与人文融通。他表示,继承不是泥古不化,发展也不是抛弃传统,书家的追求应是让作品既有古气也有自己的、时代的风格。书法的个人风格总是于时代风格之上生发而得,体现着时代审美。

  李刚田:篆书,是中国古老的文字,从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直到秦小篆,都属于篆书范畴。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阶段中,篆书是通行的实用文字,它以文字的使用功能为第一性,篆书书法艺术只是在实用文字创造与变化中伴生的。自西汉之后,隶书渐渐替代了篆书作为实用文字的位置,篆书便成为在实用中废止了的古老文字。由汉至今这两千年的历史中,篆书作为特殊的装饰性文字,也就是艺术文字存在,其书法艺术美是第一性的,而其作为文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显得次要。当然,这是就文字整体的发展趋势而言,指向具体情况则作另论,例如汉印中的文字叫摹印篆,在形式上它要适应方寸印面的需要而屈曲、方折、省改变化,这属于其艺术性的变化,当然印文所表示的文字内容,也同样重要。这次活动中所写的篆书,其第一性是表现篆书的艺术美,我们对如何书篆、如何用篆等问题,是站在艺术美的立场上,其指向是篆书的书法艺术创作。这里分用篆、书篆和篆书的审美三方面来谈。先谈用篆。篆书在千余年间和不同的地域间,不断变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篆书遗存,如何把这些篆书素材施用于书法艺术创作,叫做“用篆”。书法是凭借文字之形的艺术,而文字是语言工具的延伸;书法的功能在于审美,文字的功能则在于表意。书法艺术与文字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的存在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书法绝不能等同于文字,不能完全就范于文字规律。文字是书法的物质基础,是其凭借的载体,同时,文字之形又制约书法表现。由于书法是艺术,要运用书法艺术的表现语言去创造独特的艺术形式,所以它所遵循的是艺术创作规律,而不完全是造字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用篆”的总的原则。

后两点,可看作邓氏篆书技术典型特征,是邓氏篆书与之前书家,如王澍等篆法的差异处,也是邓氏篆书具有新技术特色的细节体现。借其他书体技术,用合于篆书体貌与审美规律的方式注入自己的篆书创作中,给人以行笔较快、举重若轻、随意无碍的感觉,可谓邓石如篆书的新、高、妙处。

书体演变期,社会功用对于书法的审美风格起着决定性作用,作者主动积极的审美个性追求必须服从于这一实用目的和由这一实用目的所生成的社会主流审美理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理论部主任冯宝麟就从书法审美角度解析了秦代刻石,提出秦代小篆被讲“法”的时代风尚所承载,呈现出优雅、严谨、小巧精致的面目。尽管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制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但作为艺术仍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一种艺术形式极端雅化,极端精致化,极端程式化,也便同时意味着这种艺术形式的机械、僵化和终结,往日的新体也便成了今日的古体。这期间,环境、生产力等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艺术家鲜活的艺术天性及其对旧美的超越和对新美的不断追求则成为关键。具体到篆书创作,青年书法家王茁表示,古代遗留下来的篆书佳作,代有新变,其中也受文字形体发展的影响。赵孟頫在两宋金石学影响下写《六体千字文》,其中的“古文”一体,也体现了赵孟頫对古文字形体“与古为新”的体会和创造。到了当代,“山川呈瑞,地不爱宝”,数之不尽的古文字材料相继出土,我们这一代篆书作者更加有条件“与古为新”,持续保持对古文字研究新成果的关注,摒弃以往对一些字法的固有观念,在字法创造上保持合理与新变。“篆书创作离不开古文字学的帮助和引领,尤其是古文字学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篆书作者要懂得及时更新观念,主动学会利用文字领域的新成果,将其转化为笔下的资源,用于篆书的艺术创作”。天津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邵佩英说。

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是把文字的字形作为美的载体,我们的聚焦点在于书法美的开掘与创造,而虚化了文字的表意功能。历代丰富多姿的大量文字遗存我们都可取来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可以不顾文字发展中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各种书体之间的独立特性,只要艺术创作需要,撷取各个地域精华,贯通各个时期风采,为创作一件自身形式完美协调的作品而服务,而不必特别顾及文字的纯粹性。但这种杂取变化要以精通文字为基础,要变得有根据,有道理,要针对不同的字采用不同的权变方法,不可概而论之。总之,篆书艺术创作的用篆原则应是不求文字学意义上的“纯粹”性,而求艺术形式美的“统一”性。第二,我们谈谈书篆,也就是如何去写篆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写”字。但在篆书的临习与创作中,许多作者总脱不开“做”与“描”,不自觉地受金石文字原型的束缚,不能发挥毛笔自由挥运所产生的“翰逸神飞”之妙。尤其篆书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书体,更容易陷入描摹创作之中。例如甲骨文,是古人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由于制作方法与材质的关系,甲骨文线条多挺细清健,这是工具及文字载体的材质使然;方折多圆转少,是便于刻锲的缘故;欹斜错落,一方面由于龟甲兽骨形制不规则需要随势布置文字,一方面出于刻工们手下习惯性所致。我们今天用长锋羊毫在生宣纸上写大幅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显然与古人以刀刻甲骨不同,书法家在探索如何既能表现甲骨文原型的审美特征,又要充分展示笔墨纸性的效果,而不去拘泥于原甲古刻锲出的两端尖尖的线条。为塑造甲骨文书法的艺术风格,书家各有自己的用笔特点。又例如金文书法创作,在体会和表现金文区别于其他书体的独特之美时,努力展示毛笔书写的翰墨风采,而不去刻意模拟熔金铸造的铭文原型,力求通过笔墨表现一种审美意义上的“金石气”。有人写金文以模拟钟鼎器物上铭文原貌为能事,殊不知古之金文所以如此是出于冶金工艺需要,如今我们用毛笔写在宣纸上,不去求“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笔墨之妙,而去做工艺性的赝古描摹,从而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本质意义。在金文书法创作中,不同书家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或厚重古朴,或爽健自然,或如精金美玉,或作不衫不履,出于铸金文字而超乎烂铜之外。以相传由李斯所书的秦《泰山刻石》为典型的石刻小篆,表现出浓重的装饰美、工艺美的成分,这种形制的小篆发展到唐代李阳冰及后来的徐铉手中,把这种工艺美夸张到了极致,成为细如游丝的“铁线篆”,把“写”完全变成了“描”。直到清代中期的邓石如,才把“二李”模式的“描”篆变成了顺应毛笔自然挥运的“写”篆。邓石如以秦小篆的结构为基础,用笔参以隶书意味,行笔以中锋为主,起止并不完全藏锋,放松开来求毛笔自然书写之势。邓石如的篆书解放了“二李”线条的工艺性而以自然的书写性代之,使篆书技法上的一切神秘迎刃而解,故康有为说:“完白山人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能操笔,皆能为篆。”第三个问题,谈谈篆书的审美。我们以数组对应关系去认识篆书美及变化。其一,谈谈篆书结构的中和之美与对比之美这两种审美类型。唐太宗讲书法要求“冲和之气”,孙过庭讲:“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这是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导的审美观。从秦石刻小篆开始,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直到唐代的李阳冰及后来的徐铉,写篆书大体上是属于这种审美观,形成篆书和谐美的典型样式。清代中期邓石如出,他不但把侧势的变化运用于书篆,而且把隶书的方势注入了“婉而通”的小篆,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篆书结构的审美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邓氏篆书加强结构的疏密对比之美,使字势神采焕发,这种与上述结构匀称和谐相对立的篆书结构美,其实是画法“经营位置”在篆书创作中的运用,这种篆书结构美古已有之,如秦《琅玡台刻石》的结构就在舒和之中增加了疏密对比的成分,只是到了邓石如的手中将其典型化了。如果说和谐之美代表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思想,那么对比之美则是艺术家的审美思想,更贴近艺术创作的规律。其二,谈谈篆书的对称之美与变化之美。自秦石刻小篆作为小篆的典型样式以来,篆书一直在追求一种中正冲和之美。唐太宗形容这种美:“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邓石如对篆书的变革,使其笔法的单一性变为丰富性,使其线条的圆转为方圆兼备,使其结构的舒和之美变为疏密对比之美,但未敢变其结构的正势,未变其结构基本对称的美。直到邓石如之后一百年的吴昌硕,开始把篆书体势进行了由正到侧的变化。吴昌硕专学《石鼓文》数十年,《石鼓文》的原型是平正舒和的,但吴昌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去学习石鼓文,把石鼓原型作为素材,字势不受原帖所囿,大胆变化出新,用笔也不被石刻所缚,得凝炼遒劲之妙。字势融入邓石如篆书的修长体势,结构加强疏密对比,又融入行草书意,抑左扬右,峻拔一角,通过字的欹侧变化表现出势态之美。其用笔可以说是受邓石如以隶法入篆的启示,而以金文写石鼓文,苍厚古拙,从字势到笔意形成自己独特的篆书样式,对当代篆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在吴昌硕之前,已有书家开始以草法入篆,以侧势入篆,只是这种篆书的侧欹之美到了吴昌硕手中开始典型化,对后来书篆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对欹侧美的追求能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所以具有极大的艺术生命力。其三,谈谈篆书中体现出的虚和之美与力量之美。古典的文人书法一直在追求一种虚灵和谐之美,前面所谈篆书结构求中正冲和与欹侧变化就是这两种美的形质。中正之势自然表现出虚和之美;而欹侧生势,由势生力,则表现出力量的健美。如果说王羲之的行书、褚遂良的楷书表现着虚和之美,那么颜真卿便是厚重的力量美的表现;如果说清人郑簠的隶书表现着一种虚灵之美,那么邓石如的隶书则表现着一种力量型的健美。今天在篆书创作中,我们不能说这两种美孰高孰下,各有其不可替代性,大体来说求虚和之美者多重作品的内在韵致醇厚,求力量美者多重作品外在气势的表现。这两种美在创作中都不可缺少,只不过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把握而已。其四,谈谈篆书的装饰之美与自然美的对应关系。秦石刻小篆,确定了带有明显装饰性意味的小篆的基本形式,线条起止藏锋无迹,转折圆转而无角节,结体修长匀称舒和,线条排叠茂密。在秦之前的战国乃至两周、殷商时期的篆书,则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可言。古文字的字体结构及体势变数很大,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各个时期的篆书有着不同的装饰之美,但更多地体现着书写性的自然之美。而与秦石刻小篆同期的手写体篆书,如战国楚简帛书、秦简、西汉简帛书等,与标准的秦石刻小篆大不相同,主要的表现是篆书的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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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产生凝结了中华民族先民的智慧和对宇宙的认识,汉字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篆书对汉字造字思想的承载是最为丰富的,在文字学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时不我待。’这是一句口号,更有着深刻的道理。而对于中国的书法界、书法人而言,关键不在于我们怎么说,而是在于怎么做。” 北京市平谷区书协主席王友谊说。

  篆书的装饰之美与自然之美从有篆书起就存在着,没有篆书的装饰之美,就没有篆书与其他书体的区别,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个性。而没有书篆中表现出的顺应毛笔书写的自然之美,篆书就会流入纯工艺化之中,篆书艺术的生命活力将会被湮没。在清代以来的篆书艺术创作中,不同书家表现出对篆书的装饰性与自然性的不同把握,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篆书形式与风格,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一点,就是篆书艺术中古典美的理性与现代展厅时代要求的表现性二者的关系,清人陈炼《印言》中有一段话:“大凡伶俐之人,不善交错而善明净。交错者,如山中有树,树中有山,错乱成章,自有妙处。此须老手,乘以高情。若明净则不然,阶前花草,置放有常,池上游鱼,个个可数,若少间以异物,便不成观。”这段话中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两种美的不同表现,其中的“明净”说的就是理性,“交错”可谓之表现性。古人书法,多重理性,要在明窗净几、心静神凝的状态下表现一种宁静致远的境界,注重作品内在韵致的蕴含,而对在形式上刻意做作不以为然。今天的书法创作要在高大的展厅中欣赏,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展示,所以以突出作品的形式美为时代特征。比如,苏东坡用墨讲究“湛湛然如小儿睛”,用墨要像小孩眼睛一样黑亮,反对用涨墨,而今天大胆的使用涨墨与枯墨,求“墨分五彩”的效果已成为常见的创作技法;再如,古人用笔讲求中锋圆劲,而今天为了求得与众不同的形式美,大大丰富了用笔技巧,运用中锋的同时也用侧锋,既求万毫齐力的铺毫运行,也运用绞转的手法裹锋运行,力求通过与众不同、与古不同的技法与形式使自己的作品在展厅中、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中凸现出来。杜甫有句诗:“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这应该作为我们对篆书创作中理性与表现性的态度。没有理性的支撑就没有篆书,而没有表现性的手段就没有篆书艺术创作。在创作中,笔墨的律动、激情的宣泄,是立足于理性基础上的,二者不可偏执,问题仍然是如何把握这个“度”。艺术创作的高下成败,其实只不过是作者把握“度”的能力的表现而已。

用笔以“正”为体、以“侧”为用

  记 者:李老师,您在这次“三名工程”书法创作中节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有没有自己内心的一些用意?还是说这幅作品仅仅是一个书写?

这里所谓“正”与“侧”既指用笔、也指不同笔法写出的笔墨情调。就总的用笔及体势而言,篆取“正”,隶取“侧”,从小篆书法发展看,秦小篆以下,经唐李阳冰直至清初王澍等人的篆书系统,小篆用笔与体势之“正”竟无以复加,铁线篆令秦篆书写近于工艺式的描画,墨守中锋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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